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红色故事

处世无奇但率真

2016-05-14 12:23:55
文章来源:
点击数量:
分享到:
 

明年,是丛一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在丛一平同志身边工作期间,他偶尔会说到早年革命经历中的一些事情。后来,我又从他的夫人黄柏龄教授那里、从人们的传说中、从一些文字资料中,陆陆续续接触到一些有关的片断。他历经风霜的那种坚强、忠诚和坦然,使我深受教育。

我应该把我所知道的那些光辉的、曲折的故事记录下来。

 

(一)

我第一次听说丛一平同志是在1972年。我刚刚从北京师大调回西安,到正在重新组建的西安师范(后并入西安文理学院)政教科工作。科长老周是“文革”前市委财贸部的干部,“下放”刚刚回城。他属于那个时代典型的机关干部,朴实、正统、认真、忠诚,后来做到西安市广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以正局级退休。为了帮助我了解西安,他讲了许多西安的故事。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被大家称为“丛常委”的丛一平。关于他“大起大落”中的三个故事。

他说,丛常委是大家公认的一位很有能力、有理论水平的领导,就因为当年在党内会议上讲了“大炼钢铁违背科学”“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和共产主义没有必然关系”这样的话,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保留市委委员,连降四级,下放到郊区的小寨公社任第四副社长。

到了小寨,他丝毫没有因为不公正的处理而消极埋怨,而是照样认真工作。公社召集会议,他还亲自敲钟通知大家集合。倒是干部们为他感到委屈。开饭时间,他常常帮厨给大家打饭,很受欢迎。大家说,丛社长打饭对谁都一样,最公道。要知道,三年困难时期的饭勺,可不比平常的饭勺呀。

1963年平反,回到市委恢复了常委职务,“文革”开始又被打成“三反分子”,关进市委大院的“牛棚”。干部们经常看到他的夫人、陕西工业大学教师黄柏龄,不惧风险,提着饭盒进出大院给丛一平同志送饭,很多人对他们十分敬佩。

我对这位丛常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人的一生中会有很多次意想不到的巧事。谁能料到我会由于工作因缘认识了时任丛一平同志秘书的尹维祖老兄。更巧的是九年之后,市委组织部一纸调令,把我从团市委常委、学校和少年工作部部长的任上,调到市委办公厅,而且正是给市委书记丛一平当秘书,来到传说中的那个人物身边。

当时市委的领导多是经历过革命战争的人。来到这个环境,我感到自己是个“小字辈”。

(二)

丛一平同志生于安徽安庆城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提起安庆,人们常常会联想起陈独秀、徐锡麟,联想起桐城学派和黄梅戏等等。安庆城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革命的传统和文化的氛围。而在人们看来,这两点也合着丛一平的一些风格。

1982年初冬,我陪丛一平书记出差绕道安庆。这是他离家35年后的第一次归乡。安庆市委领导和党史办的同志,领着他在一条窄窄的小街上找到了他们家曾经住过的地方,一个小院,几间简陋的瓦房,住着别的人。他的近亲早年都离乡到外面谋生去了。

安庆是一座秀丽的江边城市。我记得清晨陪他到长江边散步,看到一伙伙农民、渔夫,挑着担子去赶早集,满载沾着露水的蔬菜或者新捕的鱼蝦。有一位渔夫前后两个箩筐里尽是河虾,走着走着,偶尔会有一只逃出筐外,落在马路上。

初冬的安庆城,温润而洁净。一座座公园、花圃点缀其间。向晚,街上显得更加静谧,远处传来悠扬的丝竹之声,那该是黄梅戏剧团正在演出。

35年前,一名19岁的热血青年,怀着救国强国的理想,就是从这里出发,毅然负笈北上青岛,走上了追求理想的征途。这就是青年丛一平。

 

(三)

丛一平原名王华美。在革命斗争年代,许多革命者出于

隐蔽工作的需要,也考虑到家人的安全,大都会改用化名。丛一平还叫过陈戈。革命胜利后,很多领导同志会给子女恢

复原来的姓。但是他的子女,一直是以丛为姓。后来我才知道,里面包含着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在山西省岢岚县政府对面的广场上,矗立着一座雄伟的群雕像,那是为纪念毛主席到岢岚而建的。中间是毛主席、周恩来和任弼时。如果你跟着导游或者问到当地人,他们会告诉你,靠近首长那位干部模样的人,是我们当时的县委书记丛一平。丛一平在岢岚历史上是很有影响的。

岢岚县在山西西北部,与陕北革命根据地隔黄河相望,是晋绥边区的重镇。著名的太原卫星发射基地其实就在岢岚。1948年3月23日,在陕北领导中国革命13年的党中央机关,正式撤离陕北,向新的指挥中心西柏坡村行进,从吴堡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临县。毛主席,还有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以十辆汽车编成的队伍,一路前行,一路调研指导。4月1日和2日,毛主席在晋绥革命根据地首府兴县的蔡家崖,连续发表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两个历史性重要讲话,这两次讲话都收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4日黄昏时分,毛主席一行到达岢岚。当时的行程没有事先通知沿途。毛主席在城外下车,和老乡聊着天,步行进城,浏览了南熏街、古城墙。引路的是丛一平的副手吴江声。事有凑巧,1974年我任西安市37中学革委会副主任,吴江声当时是省教育厅副厅长,还带我和省厅一位处长在西安做了二十天的中学教育情况调查。

毛主席有一个大家都熟知的习惯,每到一地,必然要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和历史沿革,有条件时还会调来史志资料。当天,县委正在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晚上,周恩来同志领着一平同志到毛主席住处,汇报土改和整党工作情况。毛主席放下正在翻阅的岢岚州志,很高兴地听取他的工作情况。主席还特别提醒要注意防止土改中“左”的问题。丛一平说会议人员知道主席来了,非常想见到主席,主席愉快地答应第二天早上出发前见见大家。送丛一平出门时,毛主席站起来风趣地问:你知不知道,岢岚城的城门,为什么修得那样高啊!丛一平说,传说宋代穆桂英抗辽在岢岚屯兵,城门高是为了方便军中旌旗出入。主席说,岢岚这个岢字,除了用作这里的山名和县名,大概再没有别的用场了吧。毛主席对丛一平的姓很感兴趣,他说,啊,你姓丛。还真有丛这个姓。百家姓里有吗?丛一平说有。毛主席又问,姓丛的都分布在哪里啊?丛一平回答说,山东有,听说东北也有。毛主席高兴地笑了。

丛一平同志怎么会选这么一个姓呢?我没有听他说起过。但是九十年代我到山东文登,却见过不少姓丛的人。

1936年,丛一平进入当时设在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学习。在这里参加了革命,也改了名字。据我了解。全国姓丛最集中的一个地方就是与青岛同属胶东的文登县,那里有几个大村全都姓丛。姓丛的人流动到青岛。这个比较生僻的姓自然有可能被丛一平选用。

 

毛主席关注过丛这个姓,就使得它有了不平常的意义。从此,安庆籍的人当中就出现了姓丛这样一个分支。中国姓氏的演变真是有趣。

(四)

丛一平同志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等话都是在党内讲的。例如,他谈大炼钢铁的话,据一位当时在场的老同志回忆,是1959年在市委召开的一次总结历史经验的会议上的发言。他说,我们是要讲科学的。钢有低碳钢,高碳钢。现在把机关大铁门都拆下来当废品拿去炼钢。铁门实际上就是低碳钢做的,结果炼成了根本不能用的铁疙瘩。他的发言,是从总结工作的角度谈认识的。他是认真的。

丛一平同志具有敏锐的理论洞察力和马列主义的坚定性,并且能够坦诚自己的见解。他的清醒,源于他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

1939年到1942年,组织派他到延安学习。先是在马列学院(后改为中央研究院)做学员,当助教,后来又到马列主义研究室担任研究员。在毛主席身边研究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接受了“窑洞里的马列主义”的理论熏陶,巩固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当年和他一起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理论战线的重要人物。例如马洪、曾彦修等。曾彦修和他过往较多。此人因为一件事出了名。1957年他是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又是单位反右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当时右派名额凑不够,他不忍心连累他人,就“自告奋勇”把自己报了上去。之后,不但丢了副总编辑,而且在接着的运动中场场当“运动员”。

建国初期,中共中央西北局有几位大家所称的党内理论家,郭琦、秦川、黄植(习仲勋同志秘书)和丛一平等,都曾经上过延安。

1942年,丛一平回到山西以后,在任职岢岚之前,做过中共晋绥分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员。他和研究室主任段云以及李质等,在晋西北9县20村调查了农村阶级关系和土地占有情况。这是一次马列主义和实践结合的重要调研活动。最后形成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的小册子,意在纠正当时土改中“左”的倾向。晋绥分局批准下发各地,对土地改革帮助很大。后来“左”的倾向抬头,册子被全部收回销毁。毛主席在对晋绥干部谈话时说,“你们这里马列主义本来就不多,有那么一点,还烧掉了”,指的就是这本小册子。

丛一平同志的清醒和深刻,还表现在他对新事物或者新鲜的东西,常常有一种敏锐的眼光。改革开放初期,他属党内最早支持的那一部分人。1982年,他专程到广东沿海参观,感受改革开放的气氛。他有时会安排我为他挑选一些理论前沿性的资料。有一天,我送去一批资料,其中有大内参上一篇介绍联邦德国高度重视技术教育的文章,他阅后十分重视,说:我国目前单一的升学渠道和社会发展是脱节的。必须重视发展多个层次的职业教育,培养技术力量,实行教育体制的多元化。他在文件上做了长长的一段批示,转给分管副市长、科教部、教育局领导。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他的这个看法却一点也没有过时。

丛一平同志把宣传马列主义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直至离休也未稍歇。在西方的价值观、唯心主义、封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以至丑化党的现象乘改革开放之机乔装上市的时候,他以一位老战士的姿态旗帜鲜明地作出反应。他组织编写“西安事变”研究资料,他主持了宣传唯物主义史观的《天·地·人》丛书的编写。在《河殇》出现的时候,他不顾老迈之身亲赴讨论会,他的发言被选登在《西安日报》上。为了核实史实,他不听劝阻自己踏着凳子到书房柜子顶层去查找资料,不慎跌落,而且撞中了头部,从此身体每况愈下。当时他的体质还是很好的。家人说,如果不是这次意外,他会活得更久的。

(五)

当年从市委常委断崖式跌入公社第四副社长,丛一平同志面对的压力是可以想象的。在逆境中,他却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保持着异乎寻常的澹定。这不能简单地用“能上能下”的觉悟来解释。

我想这背后的力量是他对党的信心。他坚信,曲折和弯路是暂时的。而这种信念,是他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而树立起来的。

青年丛一平在山东大学学习时,接受了革命的道理。1935年,日军发动了华北事变,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革命的火焰,抗日的火焰在学生中烧得更烈。青岛作为当年“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作为对外交流的商埠,这时也成了革命的热点城市。有一次,丛一平听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一位高级干部的演讲后,很受感动,使他对祖国的命运、革命的任务有了深入的理解。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他断然决定:不上学了,参加革命!于是,他参加了中国共产的外围抗日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队)。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的大女儿在位于西安书院门原关中书院的西安师范上学,我去看她。不经意间在校园里的花坛边看到一通纪念碑,上书“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旧址”。后经了解,1936年10月,西安成立了民先组织。到1938年,成员已经发展到200余人。李连壁、朱平等先后担任过队长,李还任过民先西北总队的党团书记。解放后这两人都成了丛一平的好友。

民先队是1936年2月1日,由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敖白枫(1934年入共青团,1936年转党)曹国治(党员)等发起,以“一二·九”运动参加者为骨干成立的革命组织。首任会长是敖白枫。乘着“一二·九”的热潮,民先队的旗帜飘遍全国,特别是在北方迅速发展,为宣传抗日、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发挥了巨大作用。1938年8月,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民先队,并开始迫害组织成员。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各地民先队一部分转为青年救国会,一少部分人直接加入了共产党、共青团组织。民先队只存在了两年多时间,在历史上留下了短暂而灿烂的光辉。

参加革命以后,丛一平先后在民先队山东大学队部和青岛地方队部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山大酝酿内迁。经丛一平(作为学生会代表)等人建议,学校迁往安庆,与安庆大学合并。不久战事紧张,又迁往万县等地。这是后话。

1936年,中国共产党从抗日的大局出发,在山西团结阎锡山共同组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并且发展自己的武装新军决死队。为了保证党对牺盟会及其武装力量的控制,党组织从外部调入一批革命青年。1937年,丛一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组织派往山西的。他先是担任了汾西县区长,后又任牺盟会汾西县特派员,经受了艰苦环境、残酷斗争的锻炼,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据《抗日战争时期汾西县革命斗争大事记》记载:

“1938年2月23日,日军侵入汾西,仅在对竹村即残杀无辜12人。”

“2月24日,阎锡山逃往陕西宜川桑柏村。”

“7月,汾西牺盟会在城内召开斗争恶霸元占彪大会。牺盟会特派员丛一平具体组织了这次斗争并讲了话。大会宣布依法惩办元占彪,给了群众极大鼓舞,全县很快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斗争。”

当时,入侵汾西的是以凶狠残暴闻名的日寇所谓“铁军”板垣军团,在平型关与我们交手的就是这支部队。连阎锡山都逃到陕西去了,可见当时斗争之残酷。

1939年,组织上派丛一平和冯契(化名陆旦,哲学史家)、刘晓沛(丛的桐城老乡,后为总政某部领导)先后到延安学习。据冯契回忆,他们都是翻山越岭,穿越封锁线,一路历尽艰辛。当时被称为“三剑客”。到达延安后,刘上了抗大,冯进了鲁艺文学系,丛一平进了马列研究院。

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建设时期,他对党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和当年出生入死相比,下放基层实在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六)

他的等待没有落空。这一天到来了。

1963年,组织为被错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平反,他恢复了市委常委的工作=职务。

但是,几年之后,一场更大的冲击波又来了。1966年

“文革”开始后,他再次被扫下政治舞台,打成“三反分子”受到批斗,关进“牛棚”。后来,被关在市委机关锅炉房旁的小矮房子里,和锅炉工挤在一起。他的爱人黄柏龄冒着被造反派羞辱、批斗的风险,给他送饭,去陪伴他。有一次,在那逼仄的房子里,她紧靠着丛一平坐在床边小声说话,被监视的人发现,告诉了造反派。一个小头头气势汹汹闯进来就一顿训斥:你和走资派不划清界限,还靠得那么近!黄柏龄义正言辞地说,你们还没有定性嘛,定了性再谈划清界限。这一顶撞不打紧,他们直接告到陕工大造反派。两边联合给黄老师开批斗会,但她毫不畏惧。造反派让丛一平写检讨,“牛棚”里没桌子没凳子,勉强写好,让黄柏龄抄一下。黄带到学校抄,被造反派发现了,又是一顿批判。在那些日子里,正是家人置自己于不顾,换来他些许的安静,伴着他度过了一个个不正常的日子。

在“文革”年代,通过家庭来丑化领导干部,一度成为一股风气,而丛一平同志和夫人黄柏龄,在困境之中相濡以沫,互相关心、鼓励和支持,倒成了市委机关的美谈。其实,他们两人的相知相爱相聚,本身就是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命运把他们牵在了一起。

1949年9月,黄柏龄还是陕西省女中的一名高中生。那时刚刚解放的西安充满着喜悦和朝气,一群来自北京的青年,到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同时介绍西北局青干校(后改为西北团校)招生的情况。学生们纷纷报考团校。黄柏龄到团校报名时,安排在会议室填写登记表。正写着,自来水笔没水了。她敲开隔壁的门,办公室坐着一位三十岁出头的年轻干部。这位干部请她坐下,关心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在哪所学校上学,还问了她的学习思想情况。这位干部就是当年的岢岚县委书记丛一平。

1949年5月20日西北重镇西安解放。为了迅速建立革命秩序,恢复生产和生活,从5月29日起,上级党组织着手选调来自陕甘宁边区、晋绥解放区、一野(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延安大学、中央党校的3500名骨干,到西北局军管会工作,(其中分往西安军管会各所属单位830名)。8月份,干部全部到位。丛一平从晋绥来到西安,出任中共西北局青委委员,共青团西北工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并兼任西北青干校副校长、党委书记。为了加快革命力量的培养,团西北工委创办了西北青训班,后改为西北青干校、团校。1952年以后,丛一平调任中共西安市委委员、秘书长兼市委青委书记、团市委书记。1954年以后长期担任市委专职常委,直到反右倾运动开始。

黄柏龄在学校聪明上进,活泼开朗,还是学校篮球队队

员。虽然黄柏龄最后没有进入团校,但这次交谈给丛一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甚至专程到省女中去寻找过,但是没有结果。这令他十分失望。他当然不会找到,因为黄柏龄报团校时,自己起了个富有革命气息的新名字:黄毅。而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丛一平和她本人,谁也不知道谁是黄毅。

有时候,命运安排的事情说来就来了。很快到了1950年元旦,市上在西北电影院举行新年青年联欢晚会,黄柏龄和篮球队员们参加了表演。“就是她!”受市上邀请前来参加活动的丛一平同志,一眼发现了这个“黄毅”,真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好事必有多磨。他们的结合经历了一段不平坦的路。

在交往中,丛一平有意识地用革命的思想去影响黄柏龄,引导她读进步书籍。当了解到她家里有人信教,就有意识送一些科学读物、人类进化史之类的书,帮助她树立唯物主义观点。开始,丛一平问,给你的书都读了吗?黄说家里不让看。丛就耐心引导。黄柏龄毕竟是上新学、学新知识、积极上进的青年,比较容易转变,在思想上逐渐成熟起来。

转眼到了1952年,黄柏龄将要从西北工学院纺织系毕业,两人的婚事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了。不料在向市委报告之后,

有的领导听说女方的父亲是牧师,强烈反对这桩婚事。在常委会上,丛一平的要求引起争辩,没有人公开起来支持他,但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同时,黄柏龄在学校也遇到了来自同学的压力,不理解她怎么找了年龄这么大的一个人,怀疑她是不是有什么动机。

黄柏龄祖籍兴平,爷爷是前清秀才,在当地教书。因为有文化,被从挪威来的一个基督教传教士看上,请他做了牧师。她的父亲只是一名信众。黄柏龄接受的是新知识,选择的是积极上进,并没有跟着家里的人走。

没有人能说服丛一平同志。市委领导把这件事一直反映

到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主要领导。西北局书记找丛一平同志了解了情况后,对西安市的有关领导说,国民党反动军官我们都能转变过来,不相信一个青年学生就转变不过来?人家都三十多岁了,讨个老婆就不要阻挡人家了吧。

互相的支持,坚持的努力,使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度过艰难的岁月,经过风,经过雨,收获了幸福。他们组建的家庭是一个有着高尚生活理念的家庭,生活朴素,对子女教育严格,孩子们都很上进。大家都知道,丛家一门出了四个教授。

曾国荃曾有一副自箴联:

传家有道惟存厚,

处世无奇但率真。

用在这里,倒是十分贴切的。

丛一平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受到他的言传身教。他对部下要求严格,也很爱护,大家对他有发自内心的敬佩,也有师友般的亲切。退下来以后,他有时会在家准备点酒菜请大家来做客,连二十多年前的工作人员也记得通知。他生活很节俭,但还拿出自己有限的积蓄资助有困难的大学生,在西安文理学院设立了丛一平助学基金。我们也都多少出了一点力。这种参与,不仅仅是贡献一点钱,更重要的是传承老领导的作风。1991年,坊间忽有某种关于我的传闻,我虽坦然,但也无奈。组织上对我很关心,不久传闻自消。当时丛书记听到了什么,把我叫去交谈,使我倍感温暖。后来,我任市委副秘书长,又兼了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他在“文革”前后曾经两度担任过市委党校校长。党校的老同志给我讲他当年为党校解决具体困难的事,对我鼓舞很大。我知道,他是一直都在关心着每一个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

信仰的力量是强大的。丛一平老书记教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不要因为人生中的曲折而烦恼。只要你不迷失方向,你的一生就是有意义的。【作者:屈增民 原西安市委副秘书长、西安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